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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徽

基隆街協議會於大正十二年(1923)組成「市制速成協議會」,從協議會中選出委員五名,向總督府提出請願。總督府在評量後,決議將基隆與高雄升級改制為市,但因官制以及經費預算的規劃,延至十三年(1924)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告。基隆街改制為基隆市,行政區範圍不變,設置基隆市役所於媽祖宮口,脫離基隆郡管轄,直接隸屬臺北州。

同時基隆街協議會也改成基隆市協議會,而市內各街庄也改為町,如新店街改為新店町,並由市尹命名各町委員,協助市內行政、公共衛生、教育等事務。基隆市協議會除了舉辦各大慶祝升格活動外,並於大正十四年(1925)公告基隆市徽,藉此宣示升格為市。 Continue reading “基隆市徽”

基隆的阿美族

多數原住民族依山而居,但靠海的基隆也居住了許多的原住民族。當地人表示,因為早在50年代,因礦業、漁業發達,吸引了世居台東、花蓮等地的原住民來此謀生,其中又以阿美族居多。

這群阿美族之所以離鄉背井遷居到基隆,有其時代背景。因為台灣早期的煤業、礦業較興盛,早在清代《諸羅縣志》中,便有「煤產於雞籠八尺門」的記載。許多原本住在花東地區的阿美族長者,為了家庭生計而北上到煤礦業的起源地——基隆八尺門。隨著煤礦產業日趨沒落,八尺門的原住民改行從事漁撈工作,在遠洋與近海處捕魚,爾後陸續將家裡妻小與父母一同接來,並且吸引其他鄰居遷徙於此,因此逐漸形成了聚落——「奇浩部落(Kihaw)」。

奇浩部落的形成起初以廢棄的船板,以及跑船掙來的錢購買材料,在族人自立互助下建造木造平房,但因鄉鎮開發常面臨法律和違章建築的問題,經過幾年的抗爭,政府站在保存並傳承基隆市原住民文化立場,決定在原址改建成現代式的國宅,並且在國宅社區旁興建「原住民文化會館」,提供原住民朋友聚會、活動及研習相關原住民文化等課程,並開放一般民眾自由參觀,將原住民文化推展成藝文觀光活動。
 
阿美族傳統社會中的氏族大家庭組織與男子年齡階級制度,對於都會群阿美族聚落的形成與群體性工作特性影響甚大。前者使得阿美族人遷徙至都會區時,十分自然地聚集居住而形成大型聚落,這些聚落往往沿著河川空地形成大型違章建築群,並形成都會群阿美族人龐大且關係緊密的親屬、友朋關係,例如基隆八尺門,其他則是透過租賃或貸款購屋,形成在地方社區中逐漸顯明的具有阿美族特色的少數社區居民,例如:基隆太平洋花園新城、基隆祥豐街、瑞芳建基煤礦,這些都是自1970年代以來較為顯著的都會群阿美族聚集地。其他散區者更為眾多,且因時空環境變遷,更發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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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漁會

基隆區漁會的歷史概況:

1.民國前五年(西元1907年)日據時期基隆廳轄內成立基隆、金包里、鼻頭、三貂等四個漁業組合,由日本當局補助辦理魚具改良計畫。

2.復於民國前三年合併改稱為基隆水產組合,為基隆最早的漁業組織。

3.民國前二年成立「基隆鯛延繩釣漁業組合」。

4.民國十三年成立以庄街為組織區域之漁業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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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的鰹節


臺灣開始鰹節(柴魚)之製造為明治四十三年,為當時(大正十四年)本島水產製品中之主位。鰹漁業多經由鰹節製造會社加工製成鰹節運銷日本,大正十四年(1925) 臺灣全島有十五間工場,基隆市的鰹節工廠有12 家,成為北臺灣鰹節業的重鎮。製造方法依各工場不同而有所不同,本島大多採用高知式,其他尚有一工場使用燒津式,產品品質佳,漸漸可以和日本競爭。。

鰹節,俗稱「柴魚」,在臺灣水產製造額中一直佔有它的重要地位,是一種很容易腐壞的魚,因此漁獲一上岸,就必須立即趕工製造。柴魚加工從洗淨、清除內臟,到烘乾製成成品之間,需要經過多道手續,由於每天都有原料進場,量多的時候員工常常工作到半夜,甚至在工場小歇一會兒後,整夜通宵趕工。


↑圖為位於基隆的鰹節工廠內部盛產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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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中學校地的爭議

基隆中學校地的爭議

基隆因無中學的設立,在基隆求學的子弟都須藉由汽車至臺北通學,加上臺北中學校的名額亦有限,許多基隆小、公學校的畢業生因此無法繼續升學。而中學校的申請屬於州的行政層級,因此在大正年間基隆街民熱烈期盼中學校的設立,首先有小川直馬協議員於大正十二年(1923)開始募集籌設基隆中學基金,接連著基隆婦人會也隨之跟進,勸募贊助金。隨即在各小學校校長也相繼在學生集會活動時對家長宣傳募款,一時之間,在基隆日人社會造成輿論。

基隆協議會也屢次在議會中提案,並組成實行委員,著手調查校地的選擇。大正十四年(1925)六月由各小、公學保護者會主辦基隆中學籌設問題大會,邀請各評議員各官衙會社代表、各町委員以及相關團體共百餘名,於公會堂議論設立問題。然因市役所一直無所表示,使得日人團體基隆青年同志會於大正十五年(1926)五月組成「期成同盟會」,募集會員三千名,大有市民運動之勢,但遭到該會會長同時為協議員的久恒忠治制止,同意由協議員身分向市役所交涉。

同年六月由多名協議員再次開設市民大會,選出10 名日臺代表,向市尹、助役等相關官員開設磋商會,並再選出3 名委員,決議向臺北州知事請願。然而這3 名委員皆為日人,使得基隆臺人頗不以為然,「似乎中等學校,與本島人無關,否則本島人亦當加入」。總督府與臺北州對於地方中學校設立殷殷期盼的回應,終於在昭和二年(1927)批准設立中學校,並勘查四個校地地點,以中學校校地必須以一萬坪以上之地為先決條件,基於土地徵收與費用的考量,最後以屬於基隆郡七堵庄所轄的八堵為校地。再消息公布後,昭和二年(1927)元月的協議會上,協議員須藤潔質疑為何放棄選擇基隆市內的大沙灣,市尹表示,大沙灣因地勢不平坦,整地至一萬坪需要花費相當工程與經費,而且到此地須經過海水浴場以及貧民窟,有礙學童發展等等理由,而八堵校地依山傍水,又鐵道八堵隧道即將開通,交通方便,因此將大沙灣派的請求回絕。

此理由讓支持大沙灣為校地的協議員無法接受,認為既然市區內有大沙灣這麼良好的土地,為何偏偏選在非基隆市行政區範圍的八堵地區?因此懷疑市尹與八堵預定地地主有秘密協議及利益輸送等言論。支持大沙灣的協議員以佐藤一景為首,一方面南下高雄向大沙灣地主淺野總一郎談論徵收地價事宜,另一方面成立「基隆中學校大沙灣建設期成同盟會」,舉辦市民演講會,策動反對運動。甚至以日人居住地區為多的14 名町委員,聯名向市尹提出辭呈表達不滿。佐藤市尹面對種種反對的聲浪,並沒有妥協的意願,市役所對於各種反對演講都請警官進行監督。而在市協議員裡則分為三派,贊同官方稱為八堵派,有6 名,大沙灣派則有11 人,還有不表態的中立派3 人。值得注意的是,臺人協議員5 人竟全數支持大沙灣派,而也因這5 人的加入,使得大沙灣派的協議員變為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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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的溫州人

溫州人與台灣之關係,由來已久。清末民初台灣在甲午中日戰後,《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其時已有溫台經貿活動,但僅為民間個別交易;日治時期溫州人,不虞困苦艱難,引朋呼友,群來台灣基隆,從事勞力謀生,到金瓜石採礦打工,幾近2500人。溫州籍工人來金瓜石開礦主要是集中在民國二十年至廿四年,也就是昭和六年到昭和十年之間。

在簡萬火的《基隆誌》有記載:
…數年來,殆中國內亂,大受擾攘之不況,村民互相移居於此處,如溫州人勞働者,自數年來,渡臺者激増,現基隆方面,約有一萬餘人之多。蓋溫州人勞働者,因其生活程度頗低,比之本島人,雖其工資較减三成,然以天性忍苦耐勞,又兼儉朴……

(簡萬火,《基隆誌》(基隆:新高新報社,1931),頁 149。)

這是由於日治時期臺灣產業長期存在勞力不足的問題,工資遠高於中國,造成許多中國工人來臺。引文中所說的一萬餘人之多,包含了基隆鄰近街庄如瑞芳等地,因基隆的港務以及週邊的煤礦場工作,需要大量的勞動工人,因為這類工作只需要勞力,再加上中國工人因工資較低,雇主相較之下喜歡任用。因此當中國處於戰亂的情況下,基隆港與中國商業貿易又相當密切,使得中國人選擇到基隆謀生,吸引許多人口的移入。

現今於基隆港十四號碼頭相向之山腰上有一地名「溫州寮」,屬仁正里。日治時期此碼頭為煤炭之專用裝卸碼頭,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乘參戰國軍需之殷,大肆發展經濟,臺灣亦隨之景氣暴好,勞工缺乏,故招募大陸工人,招引而來做粗重的挑煤工者,大多為溫州人,為安定其生活及防止工人流動,擇在與碼頭相向處興建工寮。

另在九份亦留下有兩個地方叫工夫寮的地名,一個是在崙仔頂大樹旁,另一個在八號坪旁。工夫寮是做工的人住的地方,住的有福州人也有溫州人,都是單身,因為沒有技術,所以做挑土的工作,現在這些人都不在了。

抗日時期,溫台兩地隔絕,貧病殤難喪生者數百人,現在位於瑞芳金瓜石的金泉寺尚有殘破遺骨206人,溫州同鄉會特於2002年9月立碑安葬,每年秋季祭祀,以慰鄉靈。

抗戰期間,日人南侵,破壞海運,但溫台間仍有帆船通航及漁撈作業;1945年台灣光復,溫州地區為最早來台貿易之船隊,頗為昌盛。基隆港區碼頭,滿泊溫籍帆船,市區出現多家溫籍店舖,基隆有一家老報關行「合記公」,老闆就是溫州人。而更多的是擔任碼頭搬運勞工,幾近萬人,鄉音處處可聞,基隆政界聞人劉文雄,祖籍就是浙江溫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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