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隆街協議會於大正十二年(1923)組成「市制速成協議會」，從協議會中選出委員五名，向總督府提出請願。總督府在評量後，決議將基隆與高雄升級改制為市，但因官制以及經費預算的規劃，延至十三年(1924)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告。基隆街改制為基隆市，行政區範圍不變，設置基隆市役所於媽祖宮口，脫離基隆郡管轄，直接隸屬臺北州。
同時基隆街協議會也改成基隆市協議會，而市內各街庄也改為町，如新店街改為新店町，並由市尹命名各町委員，協助市內行政、公共衛生、教育等事務。基隆市協議會除了舉辦各大慶祝升格活動外，並於大正十四年(1925)公告基隆市徽，藉此宣示升格為市。 Continue reading “基隆市徽”
多數原住民族依山而居，但靠海的基隆也居住了許多的原住民族。當地人表示，因為早在50年代，因礦業、漁業發達，吸引了世居台東、花蓮等地的原住民來此謀生，其中又以阿美族居多。
這群阿美族之所以離鄉背井遷居到基隆，有其時代背景。因為台灣早期的煤業、礦業較興盛，早在清代《諸羅縣志》中，便有「煤產於雞籠八尺門」的記載。許多原本住在花東地區的阿美族長者，為了家庭生計而北上到煤礦業的起源地——基隆八尺門。隨著煤礦產業日趨沒落，八尺門的原住民改行從事漁撈工作，在遠洋與近海處捕魚，爾後陸續將家裡妻小與父母一同接來，並且吸引其他鄰居遷徙於此，因此逐漸形成了聚落——「奇浩部落（Kihaw）」。
奇浩部落的形成起初以廢棄的船板，以及跑船掙來的錢購買材料，在族人自立互助下建造木造平房，但因鄉鎮開發常面臨法律和違章建築的問題，經過幾年的抗爭，政府站在保存並傳承基隆市原住民文化立場，決定在原址改建成現代式的國宅，並且在國宅社區旁興建「原住民文化會館」，提供原住民朋友聚會、活動及研習相關原住民文化等課程，並開放一般民眾自由參觀，將原住民文化推展成藝文觀光活動。
阿美族傳統社會中的氏族大家庭組織與男子年齡階級制度，對於都會群阿美族聚落的形成與群體性工作特性影響甚大。前者使得阿美族人遷徙至都會區時，十分自然地聚集居住而形成大型聚落，這些聚落往往沿著河川空地形成大型違章建築群，並形成都會群阿美族人龐大且關係緊密的親屬、友朋關係，例如基隆八尺門，其他則是透過租賃或貸款購屋，形成在地方社區中逐漸顯明的具有阿美族特色的少數社區居民，例如：基隆太平洋花園新城、基隆祥豐街、瑞芳建基煤礦，這些都是自1970年代以來較為顯著的都會群阿美族聚集地。其他散區者更為眾多，且因時空環境變遷，更發成長。
Continue reading “基隆的阿美族”
基隆區漁會的歷史概況:
1.民國前五年（西元1907年）日據時期基隆廳轄內成立基隆、金包里、鼻頭、三貂等四個漁業組合，由日本當局補助辦理魚具改良計畫。
2.復於民國前三年合併改稱為基隆水產組合，為基隆最早的漁業組織。
3.民國前二年成立「基隆鯛延繩釣漁業組合」。
4.民國十三年成立以庄街為組織區域之漁業組合。
臺灣開始鰹節(柴魚)之製造為明治四十三年，為當時(大正十四年)本島水產製品中之主位。鰹漁業多經由鰹節製造會社加工製成鰹節運銷日本，大正十四年(1925) 臺灣全島有十五間工場，基隆市的鰹節工廠有12 家，成為北臺灣鰹節業的重鎮。製造方法依各工場不同而有所不同，本島大多採用高知式，其他尚有一工場使用燒津式，產品品質佳，漸漸可以和日本競爭。。
鰹節，俗稱「柴魚」，在臺灣水產製造額中一直佔有它的重要地位，是一種很容易腐壞的魚，因此漁獲一上岸，就必須立即趕工製造。柴魚加工從洗淨、清除內臟，到烘乾製成成品之間，需要經過多道手續，由於每天都有原料進場，量多的時候員工常常工作到半夜，甚至在工場小歇一會兒後，整夜通宵趕工。
↑圖為位於基隆的鰹節工廠內部盛產情況
基隆中學校地的爭議
基隆因無中學的設立，在基隆求學的子弟都須藉由汽車至臺北通學，加上臺北中學校的名額亦有限，許多基隆小、公學校的畢業生因此無法繼續升學。而中學校的申請屬於州的行政層級，因此在大正年間基隆街民熱烈期盼中學校的設立，首先有小川直馬協議員於大正十二年(1923)開始募集籌設基隆中學基金，接連著基隆婦人會也隨之跟進，勸募贊助金。隨即在各小學校校長也相繼在學生集會活動時對家長宣傳募款，一時之間，在基隆日人社會造成輿論。
基隆協議會也屢次在議會中提案，並組成實行委員，著手調查校地的選擇。大正十四年(1925)六月由各小、公學保護者會主辦基隆中學籌設問題大會，邀請各評議員各官衙會社代表、各町委員以及相關團體共百餘名，於公會堂議論設立問題。然因市役所一直無所表示，使得日人團體基隆青年同志會於大正十五年(1926)五月組成「期成同盟會」，募集會員三千名，大有市民運動之勢，但遭到該會會長同時為協議員的久恒忠治制止，同意由協議員身分向市役所交涉。
同年六月由多名協議員再次開設市民大會，選出10 名日臺代表，向市尹、助役等相關官員開設磋商會，並再選出3 名委員，決議向臺北州知事請願。然而這3 名委員皆為日人，使得基隆臺人頗不以為然，「似乎中等學校，與本島人無關，否則本島人亦當加入」。總督府與臺北州對於地方中學校設立殷殷期盼的回應，終於在昭和二年(1927)批准設立中學校，並勘查四個校地地點，以中學校校地必須以一萬坪以上之地為先決條件，基於土地徵收與費用的考量，最後以屬於基隆郡七堵庄所轄的八堵為校地。再消息公布後，昭和二年(1927)元月的協議會上，協議員須藤潔質疑為何放棄選擇基隆市內的大沙灣，市尹表示，大沙灣因地勢不平坦，整地至一萬坪需要花費相當工程與經費，而且到此地須經過海水浴場以及貧民窟，有礙學童發展等等理由，而八堵校地依山傍水，又鐵道八堵隧道即將開通，交通方便，因此將大沙灣派的請求回絕。
此理由讓支持大沙灣為校地的協議員無法接受，認為既然市區內有大沙灣這麼良好的土地，為何偏偏選在非基隆市行政區範圍的八堵地區？因此懷疑市尹與八堵預定地地主有秘密協議及利益輸送等言論。支持大沙灣的協議員以佐藤一景為首，一方面南下高雄向大沙灣地主淺野總一郎談論徵收地價事宜，另一方面成立「基隆中學校大沙灣建設期成同盟會」，舉辦市民演講會，策動反對運動。甚至以日人居住地區為多的14 名町委員，聯名向市尹提出辭呈表達不滿。佐藤市尹面對種種反對的聲浪，並沒有妥協的意願，市役所對於各種反對演講都請警官進行監督。而在市協議員裡則分為三派，贊同官方稱為八堵派，有6 名，大沙灣派則有11 人，還有不表態的中立派3 人。值得注意的是，臺人協議員5 人竟全數支持大沙灣派，而也因這5 人的加入，使得大沙灣派的協議員變為多數。
昭和三年(1924)同風會為了抵制市內醫師強增外出診療費，決議設立博愛醫院，昭和四年五月30日於媽祖廟慶安宮旁開業。
是基隆同風會的三大事業之一。
時擔任基隆博愛醫院院長為張進乾先生
出生：1902/04/06
溫州人與台灣之關係，由來已久。清末民初台灣在甲午中日戰後，《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其時已有溫台經貿活動，但僅為民間個別交易；日治時期溫州人，不虞困苦艱難，引朋呼友，群來台灣基隆，從事勞力謀生，到金瓜石採礦打工，幾近2500人。溫州籍工人來金瓜石開礦主要是集中在民國二十年至廿四年，也就是昭和六年到昭和十年之間。
在簡萬火的《基隆誌》有記載：
…數年來，殆中國內亂，大受擾攘之不況，村民互相移居於此處，如溫州人勞働者，自數年來，渡臺者激増，現基隆方面，約有一萬餘人之多。蓋溫州人勞働者，因其生活程度頗低，比之本島人，雖其工資較减三成，然以天性忍苦耐勞，又兼儉朴……
（簡萬火，《基隆誌》(基隆：新高新報社，1931)，頁 149。）
這是由於日治時期臺灣產業長期存在勞力不足的問題，工資遠高於中國，造成許多中國工人來臺。引文中所說的一萬餘人之多，包含了基隆鄰近街庄如瑞芳等地，因基隆的港務以及週邊的煤礦場工作，需要大量的勞動工人，因為這類工作只需要勞力，再加上中國工人因工資較低，雇主相較之下喜歡任用。因此當中國處於戰亂的情況下，基隆港與中國商業貿易又相當密切，使得中國人選擇到基隆謀生，吸引許多人口的移入。
現今於基隆港十四號碼頭相向之山腰上有一地名「溫州寮」，屬仁正里。日治時期此碼頭為煤炭之專用裝卸碼頭，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乘參戰國軍需之殷，大肆發展經濟，臺灣亦隨之景氣暴好，勞工缺乏，故招募大陸工人，招引而來做粗重的挑煤工者，大多為溫州人，為安定其生活及防止工人流動，擇在與碼頭相向處興建工寮。
另在九份亦留下有兩個地方叫工夫寮的地名，一個是在崙仔頂大樹旁，另一個在八號坪旁。工夫寮是做工的人住的地方，住的有福州人也有溫州人，都是單身，因為沒有技術，所以做挑土的工作，現在這些人都不在了。
抗日時期，溫台兩地隔絕，貧病殤難喪生者數百人，現在位於瑞芳金瓜石的金泉寺尚有殘破遺骨206人，溫州同鄉會特於2002年9月立碑安葬，每年秋季祭祀，以慰鄉靈。
抗戰期間，日人南侵，破壞海運，但溫台間仍有帆船通航及漁撈作業；1945年台灣光復，溫州地區為最早來台貿易之船隊，頗為昌盛。基隆港區碼頭，滿泊溫籍帆船，市區出現多家溫籍店舖，基隆有一家老報關行「合記公」，老闆就是溫州人。而更多的是擔任碼頭搬運勞工，幾近萬人，鄉音處處可聞，基隆政界聞人劉文雄，祖籍就是浙江溫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