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人與台灣之關係，由來已久。清末民初台灣在甲午中日戰後，《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其時已有溫台經貿活動，但僅為民間個別交易；日治時期溫州人，不虞困苦艱難，引朋呼友，群來台灣基隆，從事勞力謀生，到金瓜石採礦打工，幾近2500人。溫州籍工人來金瓜石開礦主要是集中在民國二十年至廿四年，也就是昭和六年到昭和十年之間。
在簡萬火的《基隆誌》有記載：
…數年來，殆中國內亂，大受擾攘之不況，村民互相移居於此處，如溫州人勞働者，自數年來，渡臺者激増，現基隆方面，約有一萬餘人之多。蓋溫州人勞働者，因其生活程度頗低，比之本島人，雖其工資較减三成，然以天性忍苦耐勞，又兼儉朴……
（簡萬火，《基隆誌》(基隆：新高新報社，1931)，頁 149。）
這是由於日治時期臺灣產業長期存在勞力不足的問題，工資遠高於中國，造成許多中國工人來臺。引文中所說的一萬餘人之多，包含了基隆鄰近街庄如瑞芳等地，因基隆的港務以及週邊的煤礦場工作，需要大量的勞動工人，因為這類工作只需要勞力，再加上中國工人因工資較低，雇主相較之下喜歡任用。因此當中國處於戰亂的情況下，基隆港與中國商業貿易又相當密切，使得中國人選擇到基隆謀生，吸引許多人口的移入。
現今於基隆港十四號碼頭相向之山腰上有一地名「溫州寮」，屬仁正里。日治時期此碼頭為煤炭之專用裝卸碼頭，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乘參戰國軍需之殷，大肆發展經濟，臺灣亦隨之景氣暴好，勞工缺乏，故招募大陸工人，招引而來做粗重的挑煤工者，大多為溫州人，為安定其生活及防止工人流動，擇在與碼頭相向處興建工寮。
另在九份亦留下有兩個地方叫工夫寮的地名，一個是在崙仔頂大樹旁，另一個在八號坪旁。工夫寮是做工的人住的地方，住的有福州人也有溫州人，都是單身，因為沒有技術，所以做挑土的工作，現在這些人都不在了。
抗日時期，溫台兩地隔絕，貧病殤難喪生者數百人，現在位於瑞芳金瓜石的金泉寺尚有殘破遺骨206人，溫州同鄉會特於2002年9月立碑安葬，每年秋季祭祀，以慰鄉靈。
抗戰期間，日人南侵，破壞海運，但溫台間仍有帆船通航及漁撈作業；1945年台灣光復，溫州地區為最早來台貿易之船隊，頗為昌盛。基隆港區碼頭，滿泊溫籍帆船，市區出現多家溫籍店舖，基隆有一家老報關行「合記公」，老闆就是溫州人。而更多的是擔任碼頭搬運勞工，幾近萬人，鄉音處處可聞，基隆政界聞人劉文雄，祖籍就是浙江溫州。
1949年，溫州各界人士轉輾來台多達數萬人，散居各地，除刻苦勵勞，自行謀生，鄉誼更發揮互助合作克服困難的作用。其中，溫籍工商企業界熱心人士於1958年7月27日正式成立了台北市溫州同鄉會組織，作為聯誼活動及服務中心，加強凝聚鄉情，舒鮮鄉思，以謀鄉親在台未來發展的商談據點。
此時，台北一隅，溫州人將逾5萬人，台灣全省將近8萬人（含1955年平陽南麂去台人員5000人）。一甲子生養休息，通婚娶嫁，子孫繁衍，推算在台溫州人加倍，似不為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