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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ㄟ文史

基隆漁會

基隆區漁會的歷史概況:

1.民國前五年(西元1907年)日據時期基隆廳轄內成立基隆、金包里、鼻頭、三貂等四個漁業組合,由日本當局補助辦理魚具改良計畫。

2.復於民國前三年合併改稱為基隆水產組合,為基隆最早的漁業組織。

3.民國前二年成立「基隆鯛延繩釣漁業組合」。

4.民國十三年成立以庄街為組織區域之漁業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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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的鰹節


臺灣開始鰹節(柴魚)之製造為明治四十三年,為當時(大正十四年)本島水產製品中之主位。鰹漁業多經由鰹節製造會社加工製成鰹節運銷日本,大正十四年(1925) 臺灣全島有十五間工場,基隆市的鰹節工廠有12 家,成為北臺灣鰹節業的重鎮。製造方法依各工場不同而有所不同,本島大多採用高知式,其他尚有一工場使用燒津式,產品品質佳,漸漸可以和日本競爭。。

鰹節,俗稱「柴魚」,在臺灣水產製造額中一直佔有它的重要地位,是一種很容易腐壞的魚,因此漁獲一上岸,就必須立即趕工製造。柴魚加工從洗淨、清除內臟,到烘乾製成成品之間,需要經過多道手續,由於每天都有原料進場,量多的時候員工常常工作到半夜,甚至在工場小歇一會兒後,整夜通宵趕工。


↑圖為位於基隆的鰹節工廠內部盛產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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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中學校地的爭議

基隆中學校地的爭議

基隆因無中學的設立,在基隆求學的子弟都須藉由汽車至臺北通學,加上臺北中學校的名額亦有限,許多基隆小、公學校的畢業生因此無法繼續升學。而中學校的申請屬於州的行政層級,因此在大正年間基隆街民熱烈期盼中學校的設立,首先有小川直馬協議員於大正十二年(1923)開始募集籌設基隆中學基金,接連著基隆婦人會也隨之跟進,勸募贊助金。隨即在各小學校校長也相繼在學生集會活動時對家長宣傳募款,一時之間,在基隆日人社會造成輿論。

基隆協議會也屢次在議會中提案,並組成實行委員,著手調查校地的選擇。大正十四年(1925)六月由各小、公學保護者會主辦基隆中學籌設問題大會,邀請各評議員各官衙會社代表、各町委員以及相關團體共百餘名,於公會堂議論設立問題。然因市役所一直無所表示,使得日人團體基隆青年同志會於大正十五年(1926)五月組成「期成同盟會」,募集會員三千名,大有市民運動之勢,但遭到該會會長同時為協議員的久恒忠治制止,同意由協議員身分向市役所交涉。

同年六月由多名協議員再次開設市民大會,選出10 名日臺代表,向市尹、助役等相關官員開設磋商會,並再選出3 名委員,決議向臺北州知事請願。然而這3 名委員皆為日人,使得基隆臺人頗不以為然,「似乎中等學校,與本島人無關,否則本島人亦當加入」。總督府與臺北州對於地方中學校設立殷殷期盼的回應,終於在昭和二年(1927)批准設立中學校,並勘查四個校地地點,以中學校校地必須以一萬坪以上之地為先決條件,基於土地徵收與費用的考量,最後以屬於基隆郡七堵庄所轄的八堵為校地。再消息公布後,昭和二年(1927)元月的協議會上,協議員須藤潔質疑為何放棄選擇基隆市內的大沙灣,市尹表示,大沙灣因地勢不平坦,整地至一萬坪需要花費相當工程與經費,而且到此地須經過海水浴場以及貧民窟,有礙學童發展等等理由,而八堵校地依山傍水,又鐵道八堵隧道即將開通,交通方便,因此將大沙灣派的請求回絕。

此理由讓支持大沙灣為校地的協議員無法接受,認為既然市區內有大沙灣這麼良好的土地,為何偏偏選在非基隆市行政區範圍的八堵地區?因此懷疑市尹與八堵預定地地主有秘密協議及利益輸送等言論。支持大沙灣的協議員以佐藤一景為首,一方面南下高雄向大沙灣地主淺野總一郎談論徵收地價事宜,另一方面成立「基隆中學校大沙灣建設期成同盟會」,舉辦市民演講會,策動反對運動。甚至以日人居住地區為多的14 名町委員,聯名向市尹提出辭呈表達不滿。佐藤市尹面對種種反對的聲浪,並沒有妥協的意願,市役所對於各種反對演講都請警官進行監督。而在市協議員裡則分為三派,贊同官方稱為八堵派,有6 名,大沙灣派則有11 人,還有不表態的中立派3 人。值得注意的是,臺人協議員5 人竟全數支持大沙灣派,而也因這5 人的加入,使得大沙灣派的協議員變為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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崁仔頂漁市場的崛起

崁仔頂漁市場的崛起

臺灣北端的漁業有兩大空間系統:其一就是做為遠洋拖網漁業據點的基隆正濱漁港,其魚市場的冷凍魚貨擴散至全台各地,另一個漁業空間系統是基隆漁港以外東北角及北海岸的各中小型漁村,其魚獲物大部分都匯集於基隆市崁仔頂的魚行,再銷售至以大台北都會區為主的臺灣北部。

而基隆崁仔頂的魚行,與其腹地各漁村的關係密不可分,要瞭解崁仔頂魚行文化,必須先從各漁村之漁業發展開始。臺灣北端沿岸平地缺乏,海岸曲折,多灣澳,過去居民依海維生者多。日治時期,日本人集中建設基隆正濱漁港以供日本移民發展現代化漁業,而東北角及北海岸的各漁村,並無重大漁業建設可言,居民仍以搖櫓的小帆船在沿岸討海或牽網。由於沒有冷藏、冷凍設施,予獲物必須煮熟或曬成魚鯆,或醃製成鹹魚再行出售、崁仔頂的魚行位於基隆港盡頭旭川運河旁,從前東北角及北海岸各漁村的小漁船因為可以直接靠岸裝卸貨品,長久以來發展成台灣北部漁獲物的集散中心。

而與崁仔頂魚行連結關係較密切的漁村,位於三貂角與富貴角之間:現今崁仔頂以東的東北角漁村,由東向西有馬崗、卯澳、福隆、澳底、美灩山、和美、龍洞、鼻頭、南雅、水湳洞、深澳、望海巷、長潭里、八斗仔等,以西的北海岸漁村,由東向西有外木山、大武崙、萬里、野柳、龜吼、水尾、磺港、石門、富基等。此外,位於基隆崁仔頂的孝一路魚市場,原本是幾家批發熟魚 (即經鹽製、乾製等簡單加工的魚製品如魚鯆、鹹魚) 及兼賣雜貨的店面。在1931年(昭和6年)的基隆市市街商店名冊上,可以看到當時在今孝一路經營海產販賣的店面有三家,分別是新源成、義隆、蔡仲;到了1940年(昭和15年)則有新源成、義隆、陳泰成、蔡源成等四家。不過當時這些店家所販售的海產物並不包括鮮魚,因為依日治時代的批發市場管理辦法,生鮮漁獲物的批發全部歸由當時經營基隆基隆魚市場的臺灣水產株式會社。而崁仔頂能由幾家販售加工海產物的雜物店,慢慢地聚集為三十多家魚行,成為北臺灣最有名且最具規模的鮮魚批發市場,固然由於外在漁業發展因素的影響,也因為具備了良好的地理區位條件。

以交通地理區位而言,崁仔頂魚行所佔地點非地點非常有利:一、交通易達性高:崁仔頂接近鐵路和公路運輸總站,地處基隆市最熱鬧的中心商業區,也是基隆市街最早發展之地,旭川河岸的碼頭,自清領以來即為漁船靠岸卸貨的地點。民國67年以前,孝一路和愛一路之間有旭川運河,可以通行小船,當時北海岸和東北角海岸各漁港的小漁船可以直接運熟魚到碼頭前的商店門口。(67年以後,因運河逐漸淤塞不通,才將旭川河加蓋。)二、位於旭川河東岸今仁三路和仁四路之間的仁愛市場,過去稱為福德市場,曾為基隆市最大的蔬果批發市場(俗名大市場),崁仔頂和蔬果、雜貨的中小盤商販雲集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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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水產株式會社


↑圖為臺灣水產株式會社於基隆經營的魚市場叫賣情況。

明治44年(1911)年臺灣水產株式會社在基隆成立,其經營項目有魚市場、石花菜採集、鰹節製造工場及其鰹漁業、一般漁船、牧畜、以及運輸業。大正元年〈1912年〉顏雲年與木村久太郎在瑞芳合營「久年炭礦」,隨後又創立「基隆水產株式會社」,但不久被官方強制介入,併入「台灣水產株式會社」。後由近江時五郎擔任臺灣水產株式會社取締役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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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的溫州人

溫州人與台灣之關係,由來已久。清末民初台灣在甲午中日戰後,《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其時已有溫台經貿活動,但僅為民間個別交易;日治時期溫州人,不虞困苦艱難,引朋呼友,群來台灣基隆,從事勞力謀生,到金瓜石採礦打工,幾近2500人。溫州籍工人來金瓜石開礦主要是集中在民國二十年至廿四年,也就是昭和六年到昭和十年之間。

在簡萬火的《基隆誌》有記載:
…數年來,殆中國內亂,大受擾攘之不況,村民互相移居於此處,如溫州人勞働者,自數年來,渡臺者激増,現基隆方面,約有一萬餘人之多。蓋溫州人勞働者,因其生活程度頗低,比之本島人,雖其工資較减三成,然以天性忍苦耐勞,又兼儉朴……

(簡萬火,《基隆誌》(基隆:新高新報社,1931),頁 149。)

這是由於日治時期臺灣產業長期存在勞力不足的問題,工資遠高於中國,造成許多中國工人來臺。引文中所說的一萬餘人之多,包含了基隆鄰近街庄如瑞芳等地,因基隆的港務以及週邊的煤礦場工作,需要大量的勞動工人,因為這類工作只需要勞力,再加上中國工人因工資較低,雇主相較之下喜歡任用。因此當中國處於戰亂的情況下,基隆港與中國商業貿易又相當密切,使得中國人選擇到基隆謀生,吸引許多人口的移入。

現今於基隆港十四號碼頭相向之山腰上有一地名「溫州寮」,屬仁正里。日治時期此碼頭為煤炭之專用裝卸碼頭,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乘參戰國軍需之殷,大肆發展經濟,臺灣亦隨之景氣暴好,勞工缺乏,故招募大陸工人,招引而來做粗重的挑煤工者,大多為溫州人,為安定其生活及防止工人流動,擇在與碼頭相向處興建工寮。

另在九份亦留下有兩個地方叫工夫寮的地名,一個是在崙仔頂大樹旁,另一個在八號坪旁。工夫寮是做工的人住的地方,住的有福州人也有溫州人,都是單身,因為沒有技術,所以做挑土的工作,現在這些人都不在了。

抗日時期,溫台兩地隔絕,貧病殤難喪生者數百人,現在位於瑞芳金瓜石的金泉寺尚有殘破遺骨206人,溫州同鄉會特於2002年9月立碑安葬,每年秋季祭祀,以慰鄉靈。

抗戰期間,日人南侵,破壞海運,但溫台間仍有帆船通航及漁撈作業;1945年台灣光復,溫州地區為最早來台貿易之船隊,頗為昌盛。基隆港區碼頭,滿泊溫籍帆船,市區出現多家溫籍店舖,基隆有一家老報關行「合記公」,老闆就是溫州人。而更多的是擔任碼頭搬運勞工,幾近萬人,鄉音處處可聞,基隆政界聞人劉文雄,祖籍就是浙江溫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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