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末國際各大港口常因疾病的引入而導致全國性的惡疫橫行,為了預防疫情,各界因此倡議應改良水道,防治生菌污染水源。日本在明治維新期間也引進上水道(供應自來水道)的新式設計,在長崎、大阪、東京等各大海港城市皆陸續完成新式水道。
同樣為港口的基隆,人員與貨物進出頻繁,更有帶來疫病的危機,因此上水道設計的調查工作也於統治初期就展開。明治二十九年(1896)總督府衛生工程顧問巴爾登(William Kinninmond Burton,バルトン)抵臺後,開始進行臺北市與基隆的調查工作,指導日人濱野彌四郎調查水源,目的在改善基隆市街的衛生問題,並解決日軍運補的衛生,以及與日本內地通商的安全性。
根據巴爾登多次在基隆視察,調查期間於明治二十九年八月至三十年十月間(1896.8~1897.10),針對基隆築港及交通建設等工程的配合,共提出了四次基隆給水設計的調查意見報告。綜合其報告內容,基隆水道的設計調查涵蓋了水源地的選定、工程材料的設計、當地氣候雨量、市區配水的運用等等,其中還包含了對於市街消防用水的設置,以水源地的土地涵養觀念。總督府便根據此調查報告,於明治三十一年(1898)開始動工,採用自然水法在匯流東、西勢溪處設計了攔河堰,在河畔設置抽水幫浦間與淨水廠房。計畫以基隆市街未來達到3 萬人的給水設施,並於三十五年(1902)完成。
而從上水道的分布可以看出,其設計與築港計畫的市區規劃相配合,沿著新興規劃的道路而建,供應居民以及港口船舶用水。然而此上水道的規劃並無法應付基隆成長快速的人口與貿易,一到夏日常有斷水之虞,嚴重影響民生與公共衛生。因此自明治四十一年至昭和九年間(1908-1934),配合築港以及市區改正計畫,陸陸續續共實施了四次的基隆水道擴張工程(包括籌建西勢水庫、暖暖水源地於1908年、1917年、1923年分別增設濾過池、濾過井、淨水池、淨水井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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