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載：「為提升研究生英文程度，教育部擬要求大學修訂各研究所碩博士班入學考試辦法，應將英語列入考試科目，否則就要扣減招生名額，技專校院也擬比照辦理，但卻引發大學紛紛反彈，抨擊教育部嚴重違反大學自主。
輔大教務長劉兆明反擊，教育部「嚴重違反大學自主」，他說，最近教育部的公文動不動就以列入評鑑指標、扣錢等來「威脅」，連考科都要管，「下次覺得性別平等很重要，是不是也要納入考科？」
他也說，教育部總想用考試引導教學，但一些學校設了門檻也是「自欺欺人」，輔大寧可辦全校會考，把資源集中在後 10% 的學生，因為這些人最怕英文，絕對不是靠考試可以解決。
高教司副司長楊玉惠表示，各界罵完大學生後罵碩博士，要求教育部要替大學生及碩博士程度把關，「我們要 do something 」，在大學自主下，教育部只能建議，但各學校有措施要提出來。
教育部次長林聰明說，技專學生英文程度更不好，在考試領導教學之下，不考學生就不念，為提升技專學生英文程度，「只能下猛藥」，但考科是大學自主，教育部只能「強烈建議」；技職司長林騰蛟則說，技職司會採鼓勵方式，不會強迫。 … 」
連主導全國教育的教育部也認為「在考試領導教學之下，不考學生就不念，為提升技專學生英文程度，只能下猛藥」，試想學生的考試壓力哪能減輕？經濟學理上「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影響著經濟發展，那誰讓台灣學子演變成「考試機器的大黑手」，我想不言而喻。
甚且各級教師，更是可以侃侃而談「不考學生就不念」，來大考特考一番。大學對此事的反彈聲音比較會受重視，且較有自主權，但其實，多年以來，除了學校的大小考試，國高中早已考了不少法律大會考、生命教育、性別平等 … 等等，為了取得一可靠的教育數據成果，教育部採取的方法就是在各級學校「考試」，這美化的數據能應付立委、家長，但能真正解決實際問題嘛？更別說國中基測、大學指考更是科科都要用考試來選才。
對此事我沒有精闢的看法，我只是遺憾，解決問題怎麼用「考試」的方式？難道不能讓各校集思廣益，用不同教育理念提出各種解決方法嗎？讓各校互相觀摩學習，見賢思齊？全國各級學校，因為經費一條鞭，所以都受教育部管制，一個口令一個動作，很難提供多元化的教育方式，放眼全國幾乎是一個模子。可以說各級學校的教育目標及評比，就是以升學率為唯一的目標，而家長大多數也認同此一目標。雖說每年都有人批判這升學至上的毒害，但社會似乎無動於衷。「考試領導一切」不知在這社會還要殘存多久？
回歸此問題，在日常生活中，英文根本無法致用，只能為了考試做大量練習，而高中生繁忙的課業，尤其是自然組的孩子，哪有那多時間精力放在英文課上，單單數學、物理、化學就是很重的課業，且這是就讀自然組的根本，沒有人是因為英文強才念理工的。
到了大學，除非學校環境能配合與要求，不然大都數人也只能訓練閱讀能力，況且學生禁閉了6年，你能要求他，除了本科系的專業課目之外，還要專精第二外語，我想真的除少數人能兼顧外，大都數人還是以顧本科專業科目為主。我20年前就讀大學時，能力也只能勉強顧好專業科目，也許真的我太差勁，現代的孩子能力真的很強。
那我們在看這一篇報導：
不能準時上第一堂課 孰令致之 【2009/02/26 聯合報】 【聯合報╱嚴成文／中山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系教授（高雄市）】
最近有數位教授或發言、或撰文表達對台灣大學生競爭力的憂心，並以大學生無法準時上第一堂課為例，痛心於學生消極冷漠的學習態度。
對台灣大學生的學習態度及生活方式，我個人的觀察和大部份的老師並無不同。事實上，在初任教職的前十年，個人對大學生的指責態度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在看過廿年來我們所栽培的同學在產業界的遭遇，及陪完我兩個兒子進入大學後，我的想法完全改觀了。
許多台灣的孩子自幼就在家長們的帶領下，穿梭於補習班、雙語學校及才藝教室間。等到年紀稍長，生活更是全面與升學結合。在這種制度及氛圍下，除非天資特別優秀，否則要升學就得把自己淹沒在填鴨教育的洪流中。
完成學業之後呢？另一場苦難卻又開始了。在過去廿年，筆者實驗室畢業的研究生大多進入上市上櫃的電子公司，這些所謂的電子新貴在景氣好的時候，面對的是超長的無加班費工時；景氣不好時，遭遇的卻是不知何時才會結束的無薪假；就算是僥倖不被裁員或停薪，也要面對老闆的「高度期許」。
如果，在考上大學前，生活的重點就是升學，青春幾乎留白。離開大學後，生活就是工作加工作，天天晚上九、十點才能回到家，怎麼可能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如此下去，生命還有甚麼可歡喜期待的？
身為大學教授的我，實在應感到慚愧，慚愧自己無法激勵大學生奮發求學，更慚愧於無力改變國人不可救藥的升學觀念，它讓這些原本該活潑亮眼的年輕人飽受折磨，我也慚愧沒有替我的學生向大老闆們請命，告訴這些企業家，歐美先進國家的工程師都能正常上下班，生產力與國民所得還比我們高出許多。勤奮誠然是美德，但當無報酬的加班變成日復一日的常態時，大多數人的身心是無法負荷的，工作也就不會有效率可言。
我的學生能準時上第一堂的人也和其他老師一樣的少，但我在他們年輕的臉上更看到疲倦與厭倦，這些不應存在的負面心緒大多是來自於過去十數年間的過勞教育過程，然而這樣偏差的教育制度卻不是他們自找的，而是我們這些老師與家長們在有意無意中所共同創建的。
人才是台灣競爭力的核心，人才的培育有其多元化的環節要考量，台灣的大學生不能準時上第一堂課，要檢討的哪裡只是大學生而已。
英明的法官，萬能的教育部，偉大的政治人物 … 所做所為在在影響著教育界，我們老百姓真的要好好反醒與思考，因為我們也是共犯結構。現今教育界的種種現象，都是這社會所培育出來的，雖然與他國比較之下是很不一樣的，但各種對待都有其社會背景，欲做一相對改革，社會也要相對做出變革。改革不是坐享其成，是要犧牲要流血的，千萬不能被動的等待聖人出。近日6/28聯合報評論 評論／業界不需博士… 學校只教考試機器，這不也是整個社會所造成的？孰令致之呢？
所以我很難指出誰要為此負責，教育問題是需要社會共同承擔與反省的。當教育是以基測或指考為工具所得之智育成績將學生分層，並進行資源分配。當教育就是考試教育，製造了一堆除了考試其他什麼也不關心、什麼也不會的考試機器人。只會考試不會做事，上了研究所，讀了博士班，必須進行無標準答案的研究時，就束手無策。當國外一流大學早已反省不應單以考試成績為入學標準，且要顧及入學者多樣性時，台灣各頂尖大學仍沾沾自喜收到多少滿級分的學生時，我們是不是太缺乏反省能力，也太因循苟且了呢？
是該改變的時刻了，刻不容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