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去大陸探望重病的大伯，晚上我打電話到對岸問候，電話那頭正好父親接應，聲音有點微弱，我心想是線路不佳還是大伯狀況不好……「大伯中風嚴重加上八十多歲了，現在只能躺在床上，完全沒有行動能力 ，意識時有時無，叫他吃藥也不開口，只能等日子啦。」 不巧，父親昨天接到二伯女兒從黑龍江來電，說二伯疑罹患癌症，進醫院了。從浙江到黑龍江路程遙遠，換搭車船要一個星期，加上父親最怕冷天，自己七十多歲的身體才剛動過脊椎手術，不敢獨自赴東北，而這邊的大伯還躺在床上。「我聽到這消息，眼淚忍不住流下來呀，想到我們真是患難兄弟啊……」
我拿著話筒說不出個安慰話，盡是紅了眼框。我只見過兩位伯父一次，很悲哀的是我們根本談不上親情，我的淚完全是源自父親的畫面──流離四十年的兄弟情誼，再相見時只能分享病老歲月。雙親那一代沉重的生命歷史，在我三十歲前一直都是遙遠的背景，而伴隨著我的創作紀錄之路，好像連上了臍帶，我們的血淚又和在一起了。
沒有眷村的勞動童年
我的父母親是一九五五年從南麂島隨著軍艦撤退來台灣，稱為「大陳義胞」，當時二人才十初歲，父親上有雙親，二位伯父則在大陸；母親跟著外祖母和一群年幼的手足，外祖父卻被迫分離在對岸。軍艦登陸在基隆，臨時寄住在學校裡，當時因為有政府的救濟，常被台灣當地人嘲諷「大陳麵包」。後來正式分發到全台各地落腳，政府讓你選擇士農工商，老實的雙親選擇了農，有地才安心吧，結果分配到屏東高樹鄉建立眷村，開墾老蕽溪河床地。父母親便是在這裡締結連理，生下我的大哥和大姊。
二、三年缺乏技術的辛苦勞力工作，家人三餐都有困難，同鄉的男人們只好到高雄打零工，後來搬遷到基隆港成為正式碼頭工人，二姊和我在基隆相繼出生。
相對於一般外省人的眷村印象，我的童年沒有眷村，都是在基隆山區蜿蜒窄路的勞動生活中度過。我是么女，出生後爸媽因人口眾多終於買下了第一間房子，十坪大小要居住八個人，父親只好加蓋違建，不過我們仍是五人一床。家坐落在煤礦火車隧道上方，前面是高架橋，每天早晚貨櫃車轟隆作響、塵土飛楊；後方山壁常有落石，颱風天有時會把屋頂打個大洞，還有一次廚房的屋頂被吹走，我年紀小，不太能體會大人的擔憂。父親的勞力工作很辛苦，半夜也會輪班，扛百斤的米、麵粉、礦物，回家都是全身髒。最開心的是拿回來一顆美國大蘋果（父親非常老實，難得破戒），奶奶仔細地切成薄片，全家一人一片，滋味無比甜美！
勞動不分男女，母親從打掃、幫傭、包水餃、賣麵、賣冰、養樂多媽媽、做家庭代工，一天從來沒有少於三份工作。她身心堅韌，為了養家，工地的粗活也做。小孩們都自動自發幫忙，菜市場是我小時後最熟悉的地方，過年過節更是做生意的時機，我最感痛苦的是暑假賣冰的流動攤販，一方面要曬大太陽，還要跑警察。雖然我的童年沒有假日家人出遊的記憶，不過我們全家總是在一起勞動，親情甚為凝聚。
鄰居大多是台灣人，父母親平易近人，所以大家互動還不錯，只是年節的習俗不太相同，小時後總覺得我們家好少親戚朋友。奶奶常喜歡帶著我去鄰近的村里閒晃，那裡居住一些浙江同鄉的老人，他們聚在一起打五色牌。老一輩的談話對我像是外星語一般，父母親這一代整天外出辛勞工作，印象中同齡的小孩鮮少，我的童年歲月在文化傳承上是很孤立的。
家鄉在哪裡？
由於家族在南麂島的方言接近閩南話，加上爸媽擅長融入當地文化，鄰居都是台灣人，所以我最先學會的是閩南語。奶奶和老一輩同鄉聚在一起聊天時，家鄉化的腔調特別濃，音量大、音調很誇張，我常聽不懂。念小學時，同學說方言（閩南語/台語）會被處罰，我學習能力強，國語很快就順溜，只是很可憐那些老是轉不過來的同學。在學校常代表參加才藝比賽，演講、繪海報的題目不外是保密防諜、反共復國，地理課讀到浙江時，我備感親切，甚至很榮耀和蔣公同鄉！
成長的過程中，我慢慢對「家鄉」感到困惑。身份證上的籍貫是浙江，我出生在基隆，對大陸的家鄉一點都不了解，對台灣文化習俗也如此陌生。那時兩岸已經可以通信了，奶奶常常指著牆壁上的照片：那是大伯、二伯，那是你的堂哥……說著說著就掉眼淚了。記得有一次放學回家，瞥見母親在房間裡握著信、傷心欲絕地哭泣，我隱約猜想是大陸那邊寫來的信，由於每次都觸動家人莫名的悲痛，漸漸地小孩們也就不敢問了，兩岸的故事就成了默契中的禁忌。
高中時期台灣社會解嚴，突然新思潮、民主言論傾出，我念清華大學時也到台北參與野百合靜坐，聆聽民主課程。當時這些訊息對我而言好陌生，這才發現我唸書念了十多年，卻對台灣一無所知，我的家鄉在哪裡？我決定開始認識我生長的這塊土地。此後我執行過基隆文史工作、台灣原住民研究、舞蹈口述歷史，但是總覺得和自己的生命有情感上的斷層，最後走入了藝術創作，創立「聲動劇場」，以音樂、舞蹈詮釋我的內心故鄉。
第一次大陸行
一九九九年碼頭改民營，同鄉長輩們決定提早退休，可領一筆退休金，同時五十多位老人家決定大夥來一趟浩浩蕩蕩的大陸探親之旅（大多數人都已經探親數次了）。我當時正熱衷歷史紀錄，如此難得聚會一定要參與，結果是隊伍中僅有的二名年輕人之一。
跟一大群老人家旅行實在不怎麼浪漫，每到一個景點就是排隊上廁所，老人家體力不佳，遊覽隊伍拖很長，光是集合就要很久時間。前段行程是觀光旅遊，到桂林、上海、北京知名景點，除了和父母親同行的喜悅，對這些觀光景點我頗感失望，很多廟宇都是文革之後重建的，觀光點的擁擠、小販不實的銷售態度等。唯一例外是萬里長城，親自踏上這歷史古蹟，置身杳無人煙的塞外山林，時空倏然回溯到千年以前……
臨行前我借了一台不太靈光的錄影機，還是第一次操作機器，天真地幻想著在拍攝紀錄片。親友們剛開始很害羞、不自在，後來習慣了，也會搶鏡頭。母親一直叮嚀我「要拍到每個親友喔」，爬萬里長城時可就苦了，老人家隊伍拖得好長，我氣喘吁吁邊錄邊爬、追上一馬當先的母親，她開心地向鏡頭比出勝利手勢，然後問「有拍到表哥嗎?不要忘記哩！」哇！只好再走回陡峭的下坡階，這趟長城走完，我的左手臂就拉傷筋了。
終於觀光行程結束，各自回家鄉探親，這是我最期待的。首先到南麂島，好荒涼，草木都很難生長，很難想像這裡是父母親最後離開大陸的生活地。十多位老人家在荒土上指認著五十年前的家在哪裡，我則想像著他們一張張兒時的臉，絡印在這塊土地上。
接著我們到浙江平陽的大伯家，驚訝看見家裡牆上掛著我們全家的舊照片，兩岸的牆壁上是這麼類似。父親帶我散步他小時後徒步上學的山路，說著小時候的故事，我好喜歡這樣的感覺。晚上，父親拿出奶奶生前的遺物──手錶，為大伯帶上手腕，大伯哭了，這時候我想起了望著牆上照片掉淚的奶奶，她老人家等不到相見的這一天啊。
最後一站是到母親家鄉泰順，地處偏遠，我們換了巴士、計程車，最後是三輪機動車搖搖晃晃抵達，再走一小段山路，落入眼前的是一棟歷史悠久的木屋和菜園，空氣清新，這是母親的大姊家，算是母親在大陸唯一的親人了。這裡的孩童很純真，對我的錄影機很好奇，雖然泰順話我一句也聽不懂，我們卻玩在一起。母親和父親不同，不太喜歡說過去事，通常以「苦」一字概括。這趟大陸行還有一個目的，我們到一處公墓，外公葬在這裡，母親帶了外婆的骨灰合葬，讓兩老的靈魂相聚。她一邊燒紙錢，一邊口裡喃喃對雙親說話，淚水奔流，我錄影的雙手開始顫抖……我更能體會為何母親不願回首過去。
這趟旅程可以說是尋根，它讓我連結的不是中國大陸，而是我摯愛的雙親。
父親的回憶錄
父親是個文人體質的工人，只念過小學一年級就得跟著家人逃難，青年時期一位駐紮的軍人教他讀書識字，就這樣成為村裡書寫的代表。我小時後對他只有勞動印象，出社會工作之後，無意間發現爸爸有寫日記，他的日記本很有創意，是將回收的月曆紙、包裝紙裝訂起來使用。一九九八年我陸續完成台灣前輩舞蹈家和基隆漁村口述歷史工作，突然想以父親為對象，幾番勸說之後終於約好時間做口述訪談。結果緊張的父親把要說的內容書寫成五頁長長的文稿，口述變成了唸書，錄音效果實在不生動，還不如直接閱讀他的書寫。咦，這想法真不錯，就這樣鼓勵父親整理過去零散的日記，開始寫回憶錄。
爾後我出國進修，回台創立聲動劇場，全心投入藝術事業，多年來一直無法專心整理父親日記，內心總是有股深深的愧疚。2006年終於將父親十萬字的日記打字成冊，好幾次邊打字邊掉淚，在電腦前面泣不成聲。父親書寫風格樸素，沒有華麗的詞藻，卻充滿脆弱的真情表白，他序言中寫道：「每次完成了一小段，內心感到安慰，有時寫到傷心處，滿框淚水，傷心好久。我的禿筆不會生花，卻句句是實言，段段是實事。」我更驚訝的是他詳細紀錄整個時代變動下的小人物生命史，從國共分裂、逃難到南麂島、撤退到台灣，到部隊當兵的點滴、農業轉工業、經濟起飛時期的碼頭沿革，以及返鄉探親的諸多細節。
我最喜歡閱讀父親小時後在大陸的故事。裹小腳的奶奶命運極坎坷，第一任丈夫病逝，因為家計不得不改嫁，三個孩子卻只能帶么兒撫養，也就是我的父親。父親本來姓蕭，名良記，後來改姓謝，溫州話和褔建話口音差異，名字變成立志，配合謝氏祖譜排列又改為謝卿志，來台灣戶政人員再誤填成謝欽志。據悉奶奶為了讓父親晚些當兵，連出生年月日都是謊報。我想像這百萬移民，在這流離時代中不但失去親人，連名字、身分都重新來過，多麼詭異啊。
奶奶因為改嫁而捨下大伯、二伯，誰知時局變化竟然成了永久的分離。父親尤其對二伯特別愧疚，他從小個性倔降，家境窮困時不得不把他送人當養子，其實就是牧童，辛苦的童工罷了。二伯常常受苦偷跑回家，每次都被奶奶連哄帶勸叫回去，有一次他硬是不回去，跪求奶奶不要送他走，奶奶內心萬分煎熬，憐惜愛子，可是已經收了錢，從白天到天黑又勸又打又罵，情急之下拿了一把刀說：「你真的不回去，我就將你殺了，我自己也上吊自殺，一起死算了！」二伯是註定流浪的生命，為了討口飯吃而加入國民黨的游擊隊，共產黨執政後成了黑名單，加上有親人在台灣，被下放到冰天雪地的東北森林勞改。當兩岸禁聲三十年後開始通信時，奶奶在收到的照片中一直找不到二伯身影，一度以為他死在異鄉。
父親於民國三十八年到南麂島，四十四年來台灣，這之間的六年島上生活的紀錄極為精采。當時內陸已經陷入戰火，南麂島剛開始是中立的區域，可是安祥日子沒有維持多久，先是殘敗的部隊成了游擊兵或海盜，常到島上來搶劫，居民成立「大刀會」來自衛，成員拜佛念咒語，喝符水起乩，父親以一個小孩的觀察，詳細紀錄了大刀會員的服飾、信仰、練功步驟，以及衝突現場的殺戮景況。後來大陳島成為反共救國軍基地，南麂成立自衛大隊，男女老少都成了民兵，挖戰壕、演練軍事、輪替站崗哨，男丁一週當中兩天接受訓練，三天挖戰壕，幾乎無法從事農作，陳情之後獲得政府補給。最戲劇性的描述是全島男丁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騙，押上軍艦，準備載往大陳島當兵，送上戰場。得知消息的家屬嚎啕大哭地趕來岸邊，婦孺老幼邊跪、邊拜地哭喊，卻被軍隊人牆擋住，不得靠近。這群民兵到了大陳島水土不服，加上情緒低落，生病的人越來越多，一個多月之後，終於有高層人員協助情商，才驚魂未定回家與家人欣喜相擁。
這些故事對我而言簡直是遙遠的時代，我無法想像竟然是父親的親身體驗，然而為什麼我一直到三十歲了才知道呢？父母親述說的每一則往事，對我而言都像是珍寶，我的心緊緊地跟著微笑、跟著落淚，上一代壓抑的情感絕對是會傳遞到下一代，父親的回憶錄打開了流動的窗口。
當我偷偷地把打字初稿寄給專研此主題的張茂桂教授，他回覆我相當驚訝這豐富的史料，希望拜訪父親，我興奮地邀請父親，可惜他個性害羞而拒絕了，我一直無法說服他做公開出版。其實，編輯回憶錄已然成為我和含蓄的父親互動的方式，出版與否已經不重要了。直到2009年我還在繼續修編，父親偶爾想起時會問我：「回憶錄到底做好沒啊？」我笑笑回答：「快了！快了！你再補寫一點吧。」我的內心渴望可以永遠傾聽父親訴說故事，一遍又一遍……
在藝術中療癒──劇場創作
最小的花 (2007)
與舞者王珮君聯合發表「最小的花」，決定將兩人的母親故事以舞蹈創作呈現。其中我創作的〈動盪中的等待〉以母親和外公分離的故事為腳本，外公一家人移居南麂島，時局混亂之際，國民黨的親友強迫威脅他進入大陸探消息，這一去就被關，出獄之後數度從泰順山上徒步二天到敖江岸搭船，卻已斷絕往來，就這樣發瘋了，滿街亂罵共產黨、國民黨，再進監牢，在獄中上吊結束生命。外婆獨自撫養五個幼子，早年即積勞成疾，和外公相隔一年離開苦難人間。
為了編創，我與母親做過幾次訪談，第一次談到外公，她泣不成聲，無法說話；第二次電話訪談，她邊哭邊說；第三次，她可以平靜地與我分享深處的痛。創作的過程中一度擔心雙親的情緒而想終止，幸有珮君和夫婿的支持，最後雙親和姊姊們都來看演出。落幕時，家人在劇場中哭成一團，觀眾也引發極大共鳴。
遍處──苦難遍處，愛遍處 (2009)
原本以為我的家族歷史使命已經告一段落，因緣際會閱讀了「流離記意」家書文集，我在荷蘭演出時帶在身上，整整兩天在床上閱讀，讀了哭、哭完又讀……這些椎心泣訴的小人物家書，和父親日記竟有著同樣的熟悉，原來這是龐大的一個族群啊──所謂的「外省人」！六十年前的政爭，造成數百萬家庭離散，長達四十年的禁忌與隔絕，壓抑著多少的思念與傷痛，然而我們的社會對於集體記憶卻是如此快速地遺忘。我感覺到呼喚，必須延伸劇場作品，讓更多外省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可以銜接上歷史斷層；雖然政客極度分化，而戰爭只有同一種殘酷，苦難也只有同一種深度，不管你是在這岸，或是那岸。
這次製作有六名舞者演員，現場音樂是旅德大提琴家林惠君和我的吟唱。另我感動的是這些年輕新生代原本對歷史一知半解，排練過程我們不斷閱讀兩岸書信，也閱讀台灣二二八的史料，再深入挖掘每個人當下生活中的痛處。由於整個創作過程充滿真誠，場場演出結束後，演員們集體在後台含淚擁抱。一位觀眾寫信給我，走出劇場的那個晚上，她寫了一封長信給父親；另一位大學生受鼓舞，要開始進行家族故事紀錄……我感受到的不僅是舞台上故事文本的完成，更是世代的情感傳遞正展開新的正向力量。
◎作者簡介：
謝韻雅
清華大學外語系畢業，獲Fulbright學人獎助赴美進修，2002與Scott創立聲動劇場(聲之動樂團)。喜歡打破表演範疇，於舞蹈、戲劇、器樂、人聲中悠遊，在實驗創新的風格中，總是潛藏著古老靈魂的吟唱，作品關懷人文、富涵詩意靈性與對女性大地的吟詠。劇場代表作：《當河流相遇海洋》、《河唱》、《天亮之前》、《最小的花》、《遍處》，受邀於紐約、澳洲藝術節演出及教學。擔任聲之動樂團主唱，巡演歐美十多國家的藝術節，受訪Discovery、BBC等國際媒體，錄製有三張音樂專輯《小宇宙》、《心的航行》、《微星之光》。擅長與劇場、電影、裝置藝術、時尚設計等跨界合作，同時以藝術方式參與人權自由、和平、靈修等主題。表演以外，帶領創造與自我探索工作坊。